成本管理问题研究——基于管理者的决策动机

发布时间:2022-06-03

成本管理问题研究——基于管理者的决策动机


潘飞  魏春燕



引 言


高层管理者对于企业战略决策和经营管理效率至关重要,企业战略定位、价值创造活动、资源配置和投融资活动等重大事项均属于管理者决策范畴,管理者的激励动机、能力素质及其面临的制约因素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的成功管理策略。正如楼继伟先生在《企业的边界与CFO的使命》一文中所强调的,合格的CFO应当具备四项本领:“大视野”“长视距”“会激励”和“宽视角”。合格的管理者在成本管理决策中,能够熟稔企业内外部环境、了解企业自身的资源和能力、合理设计激励机制,从而对环境变化及时做出反应和必要的调整,实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管理目标。

 

传统的成本管理,如低成本战略、成本结构和成本习性,往往被视为市场竞争、需求不确定性和融资约束下的被动防御措施,忽略了管理者的主观能动性。近年来,企业管理理论逐渐强调管理者动机和能力的重要性,认为企业经营决策是管理者动机、能力和制度环境因素等综合决定的结果。因此,成本管理的相关研究借鉴经济学和心理学理论,逐渐关注管理者在成本决策中的激励动机和心理偏误,并将之与盈余管理、公司治理、政策和文化等因素相结合,极大地丰富了成本管理的理论和实证证据。鉴于此,本文综述了国内外基于管理者动机的成本管理问题研究,总结这类研究对于管理会计理论和实务发展的贡献,并展望未来成本管理研究的机会和挑战。


一、 成本管理相关理论


传统的成本管理理论根据成本的习性将成本划分为固定和变动成本,成本习性一般指成本总额随销售量的变化情况。传统的成本管理理论主要讨论成本与成本动因(如销量、产量)之间的线性关系,即管理会计教材中的本量利分析。假设短期内变动成本随销量呈比例变化,而固定成本保持不变。尽管后续的拓展允许混合成本的存在,放宽了成本与销量的线性关系假设,允许某些情况下(如存在范围经济或学习效应时)成本与其动因呈非比例变化,但核心假设依然是成本与销量(或产量)机械相关,忽视管理者的主动调整决策。该假设限制了学术研究对于成本管理的探索,也不利于企业主动寻求降低成本的方法和措施。


作业成本法(Activity-basedCosting,ABC)的提出首次修正了传统的成本观念,认为成本不单是成本动因量变的结果,而且是由于对资源的消耗而产生,如生产活动对原材料、机器设备和人力等资源的消耗产生了生产成本。所有与产品设计、生产、销售相关的资源消耗都应计入该产品成本,从而计算产品的盈利性。通过分析产品或服务各个环节消耗的资源量,能更好地理解成本形成的过程,从而做出相应的成本管理决策。尽管作业成本法不再明确假设作业量与资源呈严格的线性关系,即作业量上升时管理者既可以选择增加资源投入,也可以选择保持原状,但对于管理者如何根据业务量变化而调整资源投入并没有做出假设。因此,作业成本法的相关研究主要检验了成本信息的准确性,或发掘一些新的成本动因是否提供了增量解释力(Ittneretal.,2002)。这类研究也忽略了管理者的资源调整决策对成本的影响。


在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代理理论框架下,管理者控制企业内部资源的使用和配置,并根据业务量的变化调整资源投入。在此假设下,成本不只是机械地随业务量变化而变化,而取决于管理者的调整决策。并且,管理者的资源调整决策不仅取决于业务量变化的幅度,还取决于业务量变化的方向,如销量上升还是下降会导致不对称的资源调整量,即非对称的成本变化量。这种成本随业务量非对称变化的现象也被称为“成本粘性”,是管理者的资源调整决策影响成本行为的有力证据。因此,对成本行为的理解需要结合管理者的激励动机、心理偏误和制度因素等多方面激励和制约条件。


Banker和Byzalov(2014)将成本粘性的影响因素总结为三个方面:调整成本、管理者乐观预期以及代理问题。调整成本归纳了管理者调整决策面临的制约因素,如劳动保护法导致的人工成本调节受限(Bankeretal.,2013);管理者乐观预期归纳了管理者自身的心理因素,如对未来销售量增长的乐观估计、过度自信等导致其增加资源承诺。代理问题归纳了管理者面临的激励动机,如与股东存在利益冲突时,管理者有自利动机,体现为最大化他们能够控制的企业资源。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学者们不再将成本视为产量或销量等成本动因的机械结果,而是结合管理者的决策动机—影响因素—成本行为—经济后果这一分析逻辑,探讨管理者的资源调整行为及其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影响。


二、管理者动机与成本行为

 

尽管在理想的环境下,管理者可以根据内外部环境和企业自身的资源和能力,选择适宜的成本管理策略,自由调整资本或人力在企业各项价值活动中的配置。然而,实践中管理者的资源调整决策往往受到一些内外部制约因素的影响。外部制约因素如政治、法律和文化因素导致管理者对资本或劳动力的调整受到限制;内部制约因素如企业文化、融资约束和管理者自身的认知偏差等。这些制约因素导致管理者在业务量下降时无法减少相应的资源投入。

 

另外,管理者的资源调整决策还受到自身的激励动机和心理偏误的影响,如管理者“帝国构建”的自利动机和管理者过度自信等心理偏误,导致其在业务量上升时过度增加资源投入,而在业务量下降时不愿减少资源投入。总之,在制约因素和管理者动机的影响下,可能出现资源(成本)随业务量变化非对称调整的现象,即成本粘性。


成本粘性(CostStickiness)是一种成本随业务量不对称变化的成本行为。具体来说,成本粘性表现为在同等幅度的业务量变化下,业务量下降所引起的成本下降幅度小于业务量上升所引起的成本上升幅度。Anderson,Banker和Janakiraman(2003)开创性地构建了成本粘性的实证模型,通过检验美国上市公司1979~1998年20年间的成本与销量数据,发现销售收入每增长1%时,成本增长0.55%;而销售收入每下降1%时,成本仅下降0.35%,验证了成本随销量不对称变化的现象。孙铮和刘浩(2004)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研究同样发现了成本粘性现象,且中国上市公司的成本粘性程度远高于美国。


成本粘性的现象为什么会产生,学术界认为有三个方面的原因:调整成本、乐观预期以及代理问题(BankerandByzalov,2014)。其中,调整成本的代表性研究如Banker,Byzalov和Chen(2013)对劳动力成本的考察。他们从劳动力市场特征(劳动法保护强度)的角度,发现在劳动法保护越强的国家,人工成本粘性越高。乐观预期的代表性研究如Banker,Byzalov和Plehn-Dujowich(2014),发现管理者比较乐观时,企业的成本粘性较高,而当管理者比较悲观时,企业不再存在成本粘性。代理问题的代表性研究如Chen,Lu和Sougiannis(2012),发现管理者的“帝国构建”动机与成本粘性正相关,且公司治理较好时,成本粘性较弱。


中国的学者也对这三个方面的影响因素展开了研究,得出了基本类似的结论。例如,我国2008年开始实施的《劳动合同法》加剧了制造业企业的人工成本粘性,导致企业用机器设备替代人工(刘媛媛、刘斌,2014)。我国2004年实施的《最低工资规定》导致企业的成本粘性减弱,因为雇员成本的增加使得企业减少了劳工的雇佣人数(江伟、姚文韬和胡玉明,2016)。此外,管理者过度自信使得其高估未来的现金流、低估未来的风险,导致公司较高的成本粘性(梁上坤,2015)。针对管理者的自利行为,外部审计能起到约束作用,体现为国际四大审计的上市公司其费用粘性显著更低(梁上坤等,2015)。


此外,因为利润=收入-成本这一会计等式,对成本行为的分析也能反映管理者的盈余管理动机。一方面,管理者的薪酬通常与企业业绩或预定的短期业绩目标挂钩,当管理者有报告更高盈余的动机或控制成本的动机时,成本粘性会相应弱化。Dierynck,Landsman和Renders(2012)考察公司的盈余管理动机对成本粘性的影响,可以发现那些微利或盈利微增长的公司盈余管理动机更强,相应的成本粘性相对较弱,且应计盈余管理越多,成本粘性越强,表明管理者把成本管理作为应计盈余管理的替代机制。Kama和Weiss(2013)也发现管理者避亏和避免盈余下降的动机会弱化公司的成本粘性。陈磊,宋乐和施丹(2012)发现管理者在企业亏损时往往采用“洗大澡”式盈余管理,造成业务量下降相对应的成本下降幅度减小,表明盈余管理动机影响成本粘性。


另一方面,管理者的决策动机还可能与公司的激励方式有关,如股权激励。股权激励被认为是缓解代理冲突、使管理者与股东利益趋同的有效手段,可以约束管理者的自利行为。因此,股权激励可以促进“好的”成本粘性,抑制“坏的”成本粘性,从而增加股东利益(BrüggenandZehnder,2014)。另外,股权激励作为一种长期激励方式,可以抑制管理者短视行为,促进长期导向。长期来看,适当的成本粘性体现了管理者对资源投入的长期承诺,有利于公司价值提升(Banker,JinandMehta,2016)。这些结论表明成本粘性并非管理者自利的表现,也可能是管理者长期战略决策的结果,对公司价值具有正面影响。因此,对于成本粘性的评价应结合公司的内外部环境、战略定位、资源实力和管理者激励手段等因素,进行客观认识和评价。


三、管理者动机与成本结构


成本结构(CostStructure)指总成本中各个成本项目占总成本的比重。传统成本管理理论一般将总成本按其习性划分为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并假设固定成本占比高体现为“成本刚性”(CostRigidity),变动成本占比高则体现为“成本灵活性”(CostElasticity)。管理会计教材大多认为当管理者面临更大的需求不确定性时,会选择更加灵活的成本结构,即固定成本比例低、变动成本比例高(Balakrishnanetal.,2008)。

 

管理会计研究大多支持了这一结论。例如,Holzhacker,Krishnan和Mahlendorf(2014)对医院成本管理的研究,发现管理者在面临需求不确定性和财务风险时,会通过改变资源购置方式(购买改租赁)、生产方式(自制改外包)和用工方式(长期雇用改短期雇用)等提高成本灵活性,以应对需求不确定性和财务风险。

 

然而,经济学关于需求不确定性与产能决策的分析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当公司面临需求不确定性时,会权衡保留闲置产能的成本和取得新产能的购置成本,从而决定公司的成本结构。如果产能的调节成本显著较高,企业倾向于在需求下降时也保留闲置产能,从而导致成本刚性,即固定成本比例高、变动成本比例低。Banker等(2014)对美国制造业公司的研究,发现固定成本比例随需求不确定性而上升,支持了这一观点。

 

需求不确定性与成本结构决策的结论之所以存在不一致,一方面因为经济因素影响管理者决策,例如基于医院的研究发现需求不确定性越高、成本结构越灵活,其原因在于作为非营利性机构,管理者在定价和销售方面的决策空间受限,只能通过调整成本结构来应对不确定性和经营风险。而基于制造业企业的研究发现需求不确定性越高、成本结构越趋于刚性,原因在于管理者既有保留闲置产能避免调整成本的动机,又有扩大产能抢占市场份额的动机,因此会导致需求不确定性越高、固定成本比例越高的现象。


此外,管理者自身的激励动机也可能影响成本结构决策。Aboody,Levi和Weiss(2018)发现,管理层期权类薪酬下降后,风险承担动机变弱,因此会降低经营杠杆,即增加变动成本比例、降低固定成本比例,表明管理者调整成本结构的决策受其自身风险激励的影响。总之,管理者对于成本结构的选择往往体现了其应对风险的态度,面临外部环境变化和需求不确定性时,选择固定成本比例高、变动成本比例低的刚性成本结构,体现了管理者的风险偏好和企业承担风险的能力。


四、管理者能力与成本管理

 

管理者的成本管理决策除了受多方面决策动机和制约因素的影响,还可能与管理者能力有关。楼继伟先生强调了管理者应具备“向前看”的能力,在分析历史成本的基础上,探索企业未来的成本优势和成本管理方式。同时,管理者还应具备“宽视角”,能够对外部环境变化进行预测并及时调整策略以应对,因势利导,将外部变化与内部经营管理决策相结合,做出最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成本管理决策。

 

与成本管理决策最为相关的是管理者预测未来需求的能力,对未来需求的乐观或悲观预期导致管理者投入了与当期业务量不匹配的资源(Bankeretal.,2014)。因此,管理者对未来需求预测的准确性也是成本管理的重要影响因素,基于对市场需求的预期,管理者不仅可以调整产能投入,还可以调整产品或服务的价格,从而影响成本结构和成本粘性。例如,Cannon(2014)研究航空业公司的产能和定价决策,发现管理者在需求下降时保留闲置产能且降价销售以利用产能,但在需求上升时扩大产能且不提高价格,这种价格调整的非对称性加剧了成本粘性。

 

管理者对未来需求的准确预测有助于其提前做出成本调整决策。以经济刺激计划为例,假设管理者预见到需求利好,提前扩大了产能,则能以较低的产能成本实现较大的销量增长。相反,没有预见到需求利好的公司只能通过增加短期人工投入或成本较高的产能投入来应对,导致单位产量的边际成本上升。因此,如果管理者能对未来市场需求做出准确预测,避免过度乐观或悲观,则可以提前做出合理的资源调整决策,优化成本管理。


管理会计学术研究也表明某些情况下的成本粘性可能源于管理者过度乐观和自信,无法对未来需求做出准确的预期。例如,Anderson和Lee(2016)发现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管理者对未来需求的预期不同,初创期和成长期企业的管理者预期更为乐观,其成本粘性显著高于成熟期企业。Lee,Pittman和Saffar(2016)发现在政治选举期间,企业的成本粘性显著提高,他们将这一现象归因于政治不确定性降低了管理者预测未来的准确性。


五、未来研究展望

 

从成本管理的传统理论到作业成本法和成本粘性理论,管理者动机和能力在成本决策中的重要性进一步突出,且成本管理也不再局限于短期经营决策、影响企业短期绩效,而是管理者基于预期和战略的长期资源配置决策,影响企业长期价值。因此,从管理者动机的角度解释企业成本行为,设计公司治理和激励机制优化成本管理决策,依然是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本文认为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还有待学术研究者深入思考和讨论,构建相关理论和提供更可靠的实证证据。

 

(一)国有股权与成本粘性问题

 

与西方市场经济体制不同,我国企业存在国有、集体、民营、外资等多种混合所有制并存的情况,不同所有权性质的企业面临不同的公司治理和代理问题,管理者动机及其成本管理决策也存在差异。Gu,Tang和Wu(2016)的研究发现,国有股权增加了企业的成本粘性,原因在于国企承担了保障就业、提供福利等社会责任,导致其面临的人工调整成本更高。另一方面,国企高管的官员身份及其政治晋升激励使得高管与政府股东的利益趋于一致,强化了其执行政府政策的动机,但可能以牺牲其他股东的利益为代价。对国有股权与成本粘性问题的研究拓展了代理理论,认为成本粘性不仅体现了股东与管理者代理冲突下管理者的自利行为,还可能是大股东与中小股东利益冲突的结果。鉴于大股东控制和国有股权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普遍存在,其对管理者成本决策的影响值得学术研究者深入讨论。

 

(二)宏观经济政策与企业成本行为

 

从宏观经济层面来看,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和经济政策也为企业成本行为的研究提供了机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一直处于高速增长的趋势,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增长趋势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而随之而来的“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又及时扭转了市场预期,抵消了金融危机的部分负面影响。宏观经济形势波动和政府的干预行为无疑增加了管理者预测未来的难度,导致乐观或悲观预期的形成,进而影响其调整资源投入的成本管理行为。此外,我国特有的产业支持政策、行业准入限制等,使得各行业在市场竞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也可能影响管理者对未来的预期及其成本管理决策。总之,在转轨经济的体制背景下,管理者预期不仅受市场不确定性的影响,还可能受经济政策和政府干预等不确定性的影响,导致成本管理行为的动机更为复杂。如何通过资源投入的调整优化成本结构和成本性态,应对各方面的不确定性,值得学术研究者进一步思考和探索。

 

(三)新经济与企业成本管理问题

 

管理会计领域一个新兴的研究话题是新经济模式如何影响管理会计变革。鉴于信息技术发展对于企业商业模式和市场竞争的影响,成本管理决策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共享经济的出现和发展,在共享经济下,企业可以通过资源共享来避免一些调整成本,如共享办公场所、交通出行和网络云服务等,从而增加成本的灵活性,优化成本管理模式。但是,共享经济也可能通过加剧市场竞争对企业成本管理提出挑战,例如,网约车进入打车市场后,市场竞争加剧可能压缩传统出租车行业的盈利空间,倒逼出租车削减成本。因此,共享经济对于企业成本管理而言,既有机遇也有挑战,管理者如何利用共享经济调整资源投入、优化成本管理并建立新的竞争优势,还有待管理会计学者进行探索和研究。

 

(四)成本核算方法与企业经营决策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新型商业模式的出现,企业的业务复杂性、多样化日益提高,产品、服务、客户的数量和类型激增,交易方式更加灵活多元。在此背景下,传统的成本核算方法变得无效,或者不能适配于新型的商业模式,导致成本信息失真。管理者只能得到加总的、模糊的盈亏信息,而缺乏关于产品线、细分市场和地区的详细盈利信息,因此,难以做出准确的成本调整决策,提高产品盈利能力。例如,已有研究检验了传统成本核算方法对于管理者生产和定价决策的扭曲,Bruggen等(2011)发现传统的吸收成本法(完全成本法)和基于短期利润的业绩评价指标导致产能过剩和过度生产,因为管理层可以通过过度生产来摊薄成本,从而提高短期利润。尽管已有研究讨论了作业成本法在制造业企业的实施效果,如Ittner等(2002)发现作业成本法通过更准确的成本核算提高了产品质量、降低了产品成本,但对于作业成本法,尤其是估时(时间驱动)作业成本法在新型商业模式中的应用,及其对企业经营决策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